贵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足，四季分明，适宜于多种动植物生长。全省范围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每一地区内高山深谷落差大，导致各地在同一季节、同一时间内西北和东南、山上与山下的温差较大，出现“十里不同天”的现象。汉武帝在贵州设置郡县派驻官兵，并“募豪民田南夷”，龙、傅、尹、董等“三蜀”大姓率属众落籍蛘舸郡。以后历代王朝，内地汉族人口多以官、军、民身份不断进入贵州。明代以“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形式在贵州实行军屯和民屯，大批江南人口被指令集团性地移人贵州屯垦，其中仅卫所官兵即达20余万之众。清代“改土归流”的普遍推行和府厅州县的广泛建立，随着封建领主制的全面崩溃，封建地主制的全面确立，使周边及内地汉民因逃离、商贸、手艺等入黔谋生的频率、数量增多、增大。抗日战争期间，大片国土沦陷，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中原及东南沿海的人口大量“逃难”涌人贵州。汉族人口以不同原因、不同形式，不断地、越来越多地移人贵州高原，给贵州增添了劳动生力军，带来了先进生产知识和技术。他们和贵州少数民族人民一起开发贵州，推动着贵州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贵州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业，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早在夜郎时期就已“耕田，有邑聚”，赫章可乐少数民族墓葬中，出土有夜郎时期的铜锄和铁质的铲、锹、铧。平坝汉墓中有西汉时期的铁锄、铁锹，还有鸡、狗、兔、牛等陶模。兴义汉墓出土有东汉时期的粮仓、水田陶模。《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当夜郎王兴被诛杀后，与之交战的漏卧、钩町虽“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贵州盛产茶叶，茶质优良。《茶经》载，“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唐宋时，许多地区将茶叶作为常赋向官府缴纳，输入内地。宋代诗人黄庭坚得品都濡(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茶后，以“都濡春味长”为赞。宋代，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方，长期的争战、对峙，急需军马。《宋史·兵志》载：“北方有事，而马政亦急矣。”南宋偏安江南后，北方马源断绝，所需军马主要靠贵州供应。贵州马虽较北方马矮小，因常负重攀缘于崇山深箐间，尤显矫健耐劳。朝廷特设邕州(今南宁)买马司专购西南马匹。《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产马之国，日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滕蕃等。每岁冬以马叩边。”上述产马地除大理、特磨道在云南外，其余均在贵州，贵州成为南宋军马的主要供给地。云南马也经贵州转输广西。随着人口的繁衍，民族地区的生产不断发展。明代初年，水西岁向官府输粮8万石，乌撒岁输2万石。古州岁输近9千石。屯军、屯民开垦出大量屯田，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贵州20个卫所开屯田即达6336．5公顷。在汉族军民的带动、影响下，牛耕及水车、龙骨车、塘、堰等水利在贵州得以推广，使明清两代贵州的农业生产得以较快较大发展。为了政治、军事所需，明廷于贵州广开驿道、普设驿站和彝族土司奢香主持开建的九驿十八站，以贵阳为中心的东西南北交通网初步形成，贵州的交通运输进入一个新阶段。“改土归流”的不断开展，府、州、县越来越多地设置。各地原有的军事重地——卫和兴起的政治中心——府、州、县的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分别成为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便于城乡山区和坝地的物资交流，明代以十二生肖命名定期的集场于省内各州县设立，清代更为广泛。农业生产的发展，驿站的开设，城镇的兴起，促进了手工业及商业和集市贸易的发展。城乡联系密切，各族交往频繁，贵州的社会经济呈现出逐渐繁荣之势。乾隆时遵义知府陈玉璧、道光时正安知州徐玉阶，在其任上引进柞蚕、桑蚕种，教民养蚕缫丝，大兴丝织业。所产丝绸畅销省外，名闻遐迩，富民一方。山地农业、山区经济成为贵州社会经济的一大特色。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省内各族人民对棉花、布匹、食盐及日用百货的需求，扩大了朱砂、水银、铅锌、桐油、乌桕(栳子)、五倍子、漆等土特产在省外的知名度。内地各省商贩往往不远千里沿陆路、水道根据所需分别运进输出，通过货物转销而获利。大批的外省行商坐贾云集各城市、码头，各按籍贯就地建立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云南、陕西、福建等会馆以行互助和维护同乡权益。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边远山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仍长期处于畲山为田、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与商贸无缘、原始、粗放、单一的社会经济阶段。民国年间，长时期的军阀混战，国民党政府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加之土匪横行、军警的骚掠，极大地损害着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维持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贵州的经济步人衰败时期。惟有鸦片一项却得到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