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高山深壑中辛勤地开垦耕耘，推动着贵州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却被历代土官、流官以租赋及摊派等种种形式大量掠走。《明实录·洪武实录》卷255载，文武官员“疑其愚蠢，占种田地，侵占妻女，遂至民不聊生”。赵翼《檐曝杂记》载：“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百姓征召悉至，虽虐之至死不敢背。”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思想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历代各族人民铤而走险、奋起抗争的基本原因。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宋隆济、奢节领导苗族、仡佬族、彝族人民举行反征派大起义。起义烽火遍及黔西北，起义坚持2年，方为朝廷调集的云南、四川、湖广3行省数万官兵所扑灭。明代有吴勉、林宽领导的反抗斗争起于黔东南，王乃领导的“白头蛮”(为布依族)反抗斗争起于黔南，黔中地区的仡佬族多次举行反抗，彝族人民相继于黔西北及黔中掀起反抗斗争，黔东南、黔南、黔中、黔东北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尤为频繁。其中正统四年至十三年(公元1439～1448年)明王朝三征麓川(今滇西边境)，每次皆向贵州征调苛重的物资与夫役，导致遍及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据《明实录·英宗实录》卷19l载，众多“城池、驿站、屯堡俱为烧攻”，滇黔、湘黔交通为之中断。朝廷调集南京、北京、云、贵、川官军土兵8万，历时3年，起义才被镇压下去。《贵阳府志》引兰鼎元的《贵州全省总论》对明代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曾作有概述：“盖自建省以来，经明之世，蛮彝土贼叛者三十有二。中间围省城、陷府州县者十有四，杀巡抚、蕃、臬、道、府、州、县、总兵、参将、指挥、都司，先后有百余员。”清雍正十三年包利、红银领导的苗族人民反抗斗争起于黔东南，迅速波及全省各地，致“驿路四隔，省城戒严”。石柳邓、石三保领导的乾嘉时期苗民起义爆发于黔东北及湘西。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王阿重、韦朝元领导的布依族人民起义于黔西南，迅速波及黔中、黔西北一带。咸同时期爆发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更是贵州历史上规模最为沉重、历时最长、对封建统治打击最大的起义。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保禾、高禾兄弟率领数千苗众起义，拉开了大起义的序幕。继后，杨元保率领布依族起义于黔南，白莲教组织的汉族、土家族、苗族、布依族起义于黔北、黔东南、黔东北，仡佬族的曾三浪起义于黔中，苗族的张秀眉、陶新春等分别起义于黔东南、黔西北，侗族的姜映芳起义于黔东南，水族的潘新简起义于黔南，回族的张凌翔、马河图起义于黔西南。这次大起义共击杀知县以上文官194名，外委以上武官千余名，全省府州县城，除极少数几个外，皆被起义军攻破或占领。最后一支起义队伍坚持斗争到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咸同时期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有力地打击了贵州的地主阶级及其封建秩序。纵观贵州历史上的民族反抗斗争有着如下突出特点：①尽管许多起义的领导人、参加的基本群体是某一少数民族，但他们所提的口号、斗争的目标、斗争的对象并非对准某一民族，而是直接鲜明地对准统治者、对准官府，实质上属于阶级斗争范畴，而非民族斗争。②各次反抗斗争或各支起义队伍是以某一民族群众为主体，但多有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参与，有的或者是联合，或者是配合。如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领导的起义队伍即由苗族、仡佬族人组成。水西土官奢节率众相呼应，其队伍组成人员为彝族、苗族、仡佬族群众。包利、红银领导的斗争中，有古州(今榕江)侗族“纠结”台拱(今台江)苗族一道“偷犯营汛”，又有不少汉民为义众引路、发信号、参与指挥和战斗。石柳邓领导的苗民起义，更有杨兴农、任世万等汉民“投苗助递，肆行焚抢，胆敢随同攻城”。王囊仙领导的布依族人民起义负责出谋划策的军师是汉族桑鸿升。③各族人民的起义许多都是被官府军队与土司兵共同镇压下去的。朝廷派官军为主，调遣土司兵为辅。在前赴后继的反封建斗争中，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死在官府、土司的屠刀下。④少数民族妇女积极参与斗争，是起义队伍中的重要力量。元代宋隆济起义于黔中后，彝族女土官奢节起兵响应于黔西北；包利、红银起义时，众多的苗族妇女“欣喜若狂”，纷纷投入战斗行列；石柳邓领导的起义中，石乜妹是一位重要领导成员；“南笼起义”的领导人是布依族女子王囊仙，其下有8位女首领，称为“八大仙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