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文化既有突出的个性，又有着明显的共性。主要表现为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各自的民族特色，同时又都不同程度地受着汉文化的影响，吸纳有汉族的文化成分。除土家、回、蒙古、羌等族外，贵州的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中的大多数能同时讲汉语。只是生活在边远山区的约3【)()万人目前尚不懂汉语。土家、仡佬、回、白、毛南、仫佬、满、蒙古、羌等民族男女服饰与汉族一部分基本相同，苗、布依、侗、水、畲等族一部分男子服饰与汉族相同。少数民族婚丧仪规多各有别，却掺有汉族婚礼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及“回喜神”、放鞭炮等婚俗。汉族丧事中烧倒头纸、沐浴、开路、封棺、出殡、丢“买路钱”、土葬、立碑等仪式，也为回族以外的若干少数民族有所采用。汉族最为隆重的节日为过年，以农历腊月三十至正月十五为期，各少数民族亦纷纷仿效。不同之处在于苗族、侗族、彝族、水族有的还兼过该族原有的以九月、十月、十一月为岁首之年。无论是过一个年或两个年，过年的形式和内容皆有同亦有异。明代从内地进入贵州的汉族军民带来的春节期问跳地戏、唱花灯等娱乐活动，也在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中流行。汉文化影响深广的主要原因，一是明、清时期，中王朝重视学校教育，普遍明令建卫、府虬县学等官学及倡办民办官助的社学、乡绅捐办的义学及民问兴办的私塾。各级各类学校都以儒家礼教为核心，以教化为目的，使儒家礼教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及民间逐渐得以推行。一是大量的汉族军民进入贵州以后，以城市为点、以驿道为线不断地在面上扩散，长时期、大范围地与各少数民族错居杂处，于生产、生活上广泛而密切的接触、交流，汉族的习俗、礼规为各族有选择地仿效、吸取，成为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贵州虽地处西南边陲，秦汉以来，贵州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就逐渐纳入中央王朝一统政治制度管理之下。在历史长河中，贵州各族在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着内地汉族的先进文化。西汉末年，公孙述据蜀时，西南许多地方向其归顺，惟样舸郡公曹谢暹拒不归服“保境为汉”。东晋时，李寿破宁州，建成汉制政权，西南若干地方亦归附之。《晋书·穆帝纪》载：“惟群舸谢恕不为寿所用，遂保境，独为晋。”东汉明、章之际，群爿可郡毋敛县人尹珍即跋涉内地寻师求学。学成归来，设帷执教，“南域始有学焉”。贵州的历史，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一个典型印证。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都各有特色，具有鲜明个性，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个性突出，是形成贵州民族文化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但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又都广泛地包含着汉文化的诸多成分，其共性亦相当明显，形成贵州民族文化同一性重要因素。民族文化在如此传承与变异的交互运行中发展，使贵州民族文化成为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贵州民族文化是贵州民族社会发展历程的产物与印记，是贵州各族在特定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积淀。透过贵州民族文化的种种事象，我们可从中感触到各族先民们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深刻情景与生存、发展轨迹。在人们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丰富精神生活的需求成为势所必然。生活在快节奏、高频率、干变万化、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们的视野逐渐被多元化文化的急剧对流与碰撞所吸引，予以关注。返璞归真已成大势所趋，寻根之热已悄然兴起。人类及人类社会从古代走到今天，其规律如何?其模式怎样?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内地、东南沿海只有关于往昔的文献记载和静态的古迹文物留存，却可在我省丰厚多姿古朴的民族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生动的反映与展现。贵州是民族文化旅游的一片热土，是民族文化参观、考察、研究的一个基地。
    贵州民族的今天是昨天的发展，贵州民族的明天是今天的延伸与繁荣。